一位名校教授的人生自省:别让“排队上车”成为你的目标
日期: 2024-11-16 作者: BOB电子体育首页
安山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的博士,发过几篇不错的论文,5年即顺利毕业。在他看来,读博士跟本科差不多,“你只要努力了,发论文就没有太难的”。此后,他曾有2段博士后经历,之后去了一所加拿大大学担任教职。直到今年,他回国到母校当上教授,那是国内的顶尖高校。尽管外人看来安山的人生算是顺遂,但自博士毕业后,他一直在反思:按照绩点“排队上车往前走”不应该是人生目的,人生应该有更多可能性。由此,安山的人生也有了更多尝试。
接到学院领导布置的给新生作分享的任务,安山很快就有了思路。想到20年前坐在台下忐忑的自己,他当然知道那些新生最关心的是什么,“我明白他们心里都是虚的,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他们缓解一下”。
他翻出了自己当年的日记。大一刚入学的安山,最担心的事情是自己考试能不能及格,千万别被勒令退学。毕竟身边是200多个学霸,不是奥赛金牌得主就是省市状元,而自己物理竞赛连铜牌都没拿到。
安山告诉新生们:在这所学校,本科毕业后读博士似乎是顺理成章的,但那不过是按照绩点“排队上车往前走”的惯性,“我们真的认真思考过自己是谁、自己的路在何方吗?”
读博前的安山,除了做物理学家,从来就没考虑过人生其他的可能。直到博士快毕业,这位拖延症晚期患者才被迫开始思考人生追求,他的经历正是无数物理学子的一面镜子。他说,绝对不能让“排队上车”成为你的目的,因为总有一天,所有的车都将到站,“你总归要一个人看清方向,独自上路”。
他的父母都是国企职工,从小学到高中他都是在安徽省的一个三线城市就读的,正是小镇做题家的样板。在高中,他并不是那个学习最拔尖的,毕竟自己的同桌是当年全市高考裸分第一,而自己从来没拿到过第一名。
之所以后来能入学国内顶尖高校,他自认为是运气好,最终在2004年因为安徽省物理竞赛获得保送。
像其他孩子一样,小时候的安山一直被父母要求好好学习,他也因此养成了读书学习的惯性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也是翻阅了多遍,追求科学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进入物理学院,是安山奋力争取的结果。他觉得报物理专业是理所应当的,结果在当年春节拿到的却是地球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他很难接受,直奔学校招生办提出质疑。还好,招生办最终给他改了过来。
如果学了地球物理专业会怎么样?安山没法给出答案,只是觉得那个专业转行似乎不太容易。不过,他读博时曾遇到一个一起打羽毛球的地球物理学博士,后来去了石油公司,薪水高得惊人。
在物理学院,他完全不知道大家到底实力如何,这潭深水到底有多少蛟龙。身边同学差不多三分之一是竞赛保送而来,三分之二是高考尖子。作为做题家,他每天都在忐忑中。
上高数课的时候,他觉得每个人头顶上都贴着“学霸”的标签。每当上课有的地方没听懂,或者作业中有一道题不会做,他都会感觉自己是全班唯一一个没听懂、唯一一个不会做的。
他还会把这个忧虑放大。他推测,按照这一个发展的新趋势,自己非常有可能会跟不上课堂进度,最后因为几门课不及格而被退学。他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语来形容那时的恐慌,“求此刻心理阴影面积”。
时间给了他答案。经过第一次期中考试,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。他说,其实熬过第一年就会不一样,“时间会让你逐渐发现,你和周围的同学,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”。
他发现,相对于高考生,竞赛保送生占了很大便宜,因为一些课程已经在高中学过了,“这在某一种意义上属于作弊”。那些竞赛生只要能保持之前的学习劲头,就没什么考试压力,而一些高考生,尤其是边远地区的高考生,即便是省市状元也会显得吃力。
多年以后,他把当年入学时的恐慌看透了,“考试这个事情其实是最简单的,正是做题家最擅长的事情,你都不需要多聪明”。大学4年,他做了4年作业,然后就毕业了。回头看,也挺快乐。
本科毕业的时候,10个同学里有9个选择了深造读博士。安山也不例外,他一样“排队上车”。按照自己的课业表现,他顺利申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资格。
2013年,临近博士毕业的时候,安山才察觉没有书可读了。他定睛一看,没有人再按照成绩来“排队”了,有人去做了码农,有人去了投行,有人去了咨询公司。
他的一个师兄甚至在读到第四年的时候去华尔街挣钱了。不过,这个师兄一直惦记着这个学位,导师大发善心保留了答辩的机会。直到第十年,师兄终于抽出时间回来答辩。当时,安山还是一个纯粹的博士生。
他有些蒙了,原来不是只有从博士后到教职这一条路径,原来人生的可能性有这么多。他观察到,选择去做博士后的不到三分之一,那才是少数人的选择,毕竟选择博士后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走学术之路了。
第一个选择是跟随一个师姐的脚步,去了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,前后待了不到3个月。作为乙方,他们工作的核心就是帮助甲方把利润提高,也就是压缩开支,增加收入。
他参与了两个业务。第一个客户是一家跨国食品公司。项目有必要进行市场调查与研究,设计这家食品公司在中国的铺货渠道。安山发现,这里的业务仅仅需要做一些加减乘除的事情,完全用不到他多年来学到的专业技能。第二个客户是一家国际快递公司。他们要帮甲方制定一套门店经营手册,培训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,总结竞争对手的成功经验。
他发现了一个真相,自己的名校学历仅仅起到给公司打招牌的作用,而非未解决业务技能需求。至于业务本身,一个高中生都能应付得来。
为什么去这家咨询公司?安山给出的答案很坦诚:“首先给的钱多,其次不需要做什么准备。”
不过,他很快就辞掉了这份工作。尽管在2013年的时候,这家咨询公司给安山提供了接近百万的年薪,但老板严厉的push(催逼)让安山很难适应,每天熬夜也让他深感疲累。他还是喜欢学校里的松弛,以及老师们和蔼可亲的面孔。
不过相较而言,他对这份工作还是相对满意的,毕竟工作本身有一定成就感,能清楚自己在其中发挥了多少作用。而在硅谷做码农的同学则是纯粹的工具人,有时候完全不清楚自己写的代码体现了什么价值。
第二个尝试更像一次伟大创业的前奏,可惜起步即夭折。他所在院系有一个同届博士、本科毕业于哈佛的美国人,更早的时候就在办公的地方宣扬自己的“伟大”创业设想:100年后的马路上一定不会再有燃油车,所以新能源一定是全球最火的领域,他要在这样的领域大干一场。安山说,他的宣扬就像传教一样,多数人只是听听而已,只有自己有点当真了。
他们决定第一步是去夏威夷卖太阳能热水器。他们的商业思路很丰满: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群岛,所有的燃料都需要从美国大陆补给,油价几乎是美国大陆的2倍,同时当地太阳能资源很丰富,那么作为能源消耗大头,热水器采用太阳能的话一定是有前途的。
那是一项“空手套白狼”的业务,两个人决定先进行“to B”的业务,也就是专门针对当地的酒店、学校和健身房等热水器需求大的机构。他们拜访了二三十家酒店、一家学校和一家健身房,递了名片后就帮对方计算投资回报率,并告诉对方2年即可回本。然而磨破了嘴皮,只换来了潜在客户的敷衍,最终一台热水器都没卖出去。
回头看,安山认为问题出在了他们的物理学思维上。学物理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只关注两头,容易忽略中间细节,怎么去实现才是更考验人的,“那比做教授难多了”。
之后他还考虑过两个事情。其一是参加一个名为“美丽中国”的西部支教项目,待遇很低,但他想的是一方面能够做一些公益的事情,另一方面能找时间读书。只是对方要求至少要签2年的合同。安山对自己的坚持没有信心,还是放弃了。
另一个机会是专利相关的,时薪都有几百元,也不用做什么准备,但安山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拒掉了,“还是挺枯燥的,我懒得天天做一个比较无聊的事情”。
安山只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啥,在四处出击之后,他终于走上了博士后之路。
其实他的博士后offer在折腾那些事情之前就已经拿到了。大部分的折腾都是在写完博士论文到博士后入职期间进行的,只有“美丽中国”支教的事情发生在博士后入职之后,那次支教面试是在旧金山进行的。
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博士后。那时他刚从咨询公司离职,他告诉博士后导师自己对将来发展的困惑。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导师告诉他,自己已经50岁了,其实也不确定以后是不是继续从事这个行当。
相比国内多数博士生的延毕,安山已经是学术界的幸运儿了:在普林斯顿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导师,对课题虽不是每天做梦都梦到的那种,但也比较感兴趣,发了几篇不错的论文,5年即顺利毕业。不过在他看来,读博士跟本科差不多,“你只要努力了,发论文就没有太难的”。
他做了2次博士后,然后去了加拿大一所大学担任教职,直到今年,他回国到母校当上教授。
他研究的是太阳系外行星和形成机制。在这样的领域最大的成功者当数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,也就是来自瑞士的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,他们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。
安山的评价是,那是一个巨大的赌局,有很大的运气成分。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,人类还不知道太阳系以外的地方存在行星,有些基金评审认为系外行星研究属于伪科学范畴,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竭尽全力做这件事是抱着巨大的勇气的。
安山的课题也有“赌”的成分,只是冒的风险没有瑞士那两位诺奖得主那么大。他打算用AI代替现在的模拟计算,但是目前的数据还远远不够。
对于天文学者而言,对所研究的领域一直感兴趣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天文学研究无需做实验,有台电脑就行,从读博到上班都不用打卡,那么对自我管理的要求就很高——如果对这个事情兴趣不够,就很难坚持下来。
事实上,安山的内心深处有另外一个念头一直在萌动,那是因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引发的。
那个同学保送去了复旦,读的是软件专业,他在毕业以后读了复旦历史系硕士,之后又去美国读了历史学博士,如今在美国的大学教授历史。在大约10年前,当得知安山在研究宇宙学,他就提出了一个让安山宛若当头棒喝的问题:“你觉得会发现那个最终真理吗?”
这个灵魂之问让安山惊觉:以前一直认为,努力就能够得到终极答案,但真相是残酷的,很可能永远都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,自己这一辈子大概只能做出一些小的发现。
当时有那么两分钟,安山感觉自己应该立马金盆洗手,离开这个行当。他或许理解了,当年的博士后导师为什么都年过半百了,还在想着人生的别的可能性。
初中的时候,他的语文老师告诉他,以后能去当作家,因为安山写了一篇读起来很合理的、字数颇多的小说,那是一个关于洪灾中一家人曲折命运的故事。同时他在看《动物世界》节目的时候,又对大型动物的社会结构很感兴趣。
这么多年来,他对未来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一直都有隐隐约约的期待。他说,这或许是天文学家的通病,世俗中的烦恼不多,但会徒增人生意义层面的纠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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